最近，人肉搜索与反人肉搜索的话题又热闹了起来，网上一份名为《百度和谷歌其实很可怕，你的隐私或早已暴露》的帖子引起网民纷纷议论。很多人惊讶地发现，即使并非名人，一个普通的网络使用者也在网上留下了众多痕迹，循着这些痕迹，很容易被别人搜索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包括姓名、电话号码、住址、毕业院校、兴趣特征，甚至身份证号码。于是，所谓“反人肉联盟”这样的网络安全自卫组织也悄然兴起。

    这样的热潮反映了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人肉搜索”的普遍化，将给普通人带来怎样的心理释放（搜索者）和心理负担（潜在的被搜索危机）？“人肉”与“反人肉”双方谁将最终胜利？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心理学博士程乐华与广州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舒幼娥。

    为什么会出现“人肉搜索”？

    记者：“人肉”者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有人说是现代社会的冷漠或者人际的隔膜以及现代人无法轻易信任别人的不安全感导致了人肉搜索的泛滥，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庶民的正义”，您怎么看？

    舒幼娥：自古以来，当要建立某种关系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打探对方的信息。最典型的就是，要联姻的两家会互相派人到对方的村子里去了解那一方的经济状况、家庭出身、遗传病史甚至到祖宗八代。

    互联网的发展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导致了我们更容易找到别人的线索。自然而然地，当我们要跟某些人建立关系或者有合作的时候，我们想要了解别人多一些时，我们会在网上找，因为那样很方便。所以与其说“人肉”出现的原因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冷漠，不如说这是因为人性中本来就有不安全感，所以需要自我防卫以及确定感。

    当然，我们看到，网上经常有很多人会联合起来把某个违法乱纪的人，或被怀疑曾杀人而没有受到相应惩罚的人找出来，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号码、现在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这些人的正常生活。这样的“人肉”能带来极大的成就感，因为“法律没解决的事情我们解决了”“我们为受害者鸣冤昭雪了”。另外，因为在我们内心里，总是觉得“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惩罚大的，所以当有坏人没有受到惩罚我心里会很不平衡”，所以从更深层来说，因为我们一直被威胁或者受惩罚，我们自己也变成了施虐者，所以这样的方式是很能满足社会大众的施虐欲望的。

    程乐华：这个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当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时，占有信息较多的一方通常会占有优势。网络搜索引擎本身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出现之后，有人运用得得心应手，有人就做不到，所以现在人们提出了“搜商”的概念。大家面对的平台是一样的，任何信息在网上都可以循迹溯源，谁会整合利用这些凌乱的原始资料，就变成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个人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人肉”也好，“非人肉”也好，搜索是一种工具，本身无可厚非，而利用这个工具的人的目的，才产生了道德评价的问题。比如这样的搜索是否符合公共道德？信息的公开是否触犯行业道德？还有当事人面对的冲击。

    人肉搜索的流行还涉及到人群的群体气氛问题。在网络平台上共同协作，每个人贡献一块砖就能形成资源互补，通过这样一种合作的方式去完成搜索——擅于利用搜索的人运用他的搜索技巧，隐匿在现实生活中的知情者的爆料，这些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信息的完整性。这种合作的起点很低，很容易达成。

    受访者：

    程乐华：中山大学心理学博士、讲师。著有《网络心理行为》参译《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舒幼娥：广州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资深心理咨询师，临床心理学硕士。

    “人肉搜索”改变社会心态

    记者：“人肉”的兴起，引起了或者将引起社会整体心态怎样的改变？

    程乐华：现在“人肉搜索”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人们看到了太多例子，就会学习尽量避免负面的东西出现在公众面前。人们会选择更安全的方式呈现自己的信息，公司、行业等也应该建立起机制保护人们的真实信息。比如搜索引擎对“人”的搜索应该有一定的限制；行业在呈现个人信息时应该做一些技术工作，让信息的最终控制权回到个体手中，让人们学会对自己负责任。

    舒幼娥：“人肉”的兴起，一方面肯定会让一些人释放自己的攻击性，尤其当对方是网络上的陌生人时，可以更加没有罪疚感地攻击得厉害；另一方面，势必也会让普通人产生更多的不安全感，增加更多的防范意识。